章安街道地處臺州市椒江北岸，東與前所街道相鄰，西、北與臨海市接壤。于2001年11月由原章安鎮和黃礁鄉合并而成。全街道下轄40個行政村，地域面積62.9平方公里，人口7.8萬。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椒江大橋橫跨南北，省道“83”線穿境而過，75省道復線即將動工興建，規劃中的臺縉高速公路東延段的入口處，是椒江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街道。豐富的土地資源、人力資源和以古郡文化為代表的特色旅游資源，充分顯示了其巨大的發展潛力。
街道黨委、辦事處始終堅持以工業促進城市化，并以城市來帶動工業化，促進農民富裕和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在幾年來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街道在發展上別具優勢與特色。2005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27.74億元，財政總收入4153萬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1421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6431元，呈現出全盤皆活的開發面貌。以椒北引水、章安中學遷建、章安中心幼兒園、110變電所等重點工程為龍頭的基礎設施建設日新月異，加快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新型農業取得長足發展，萬畝優質糧基地，千畝的無公害蔬菜基地早已聞名遐邇；工業化發展勢頭良好，規模以上企業不斷聚集，基本形成了以繡衣、工藝品為代表的輕工產業塊，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目前，街道的椒北工業功能區塊，農業綜合開發，椒北新區建設和以旅游業為中心的第三產業發展項目正在全面推進。日益成為明日椒江發展新的熱土，不久的將來，一個嶄新、繁榮、富強、文明的章安必將矗立在椒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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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傳說
章安鎮南面靠近椒江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形狀奇特，遠遠望去，很像是一只頭朝東方的大鰲龜，這就是金鰲山。
相傳很久以前，這一帶還處在海中。有一天夜里，有個柯（方言：捉）魚人趕夜潮回來，把船靠到岸邊時，忽然聽到附近海中有一個異樣的聲音傳來，他就循聲望去，只見不遠處的海水金光閃亮，好像有一個碩大的動物正在波濤間升浮喘息著。柯魚人嫌看不精細，就把船撐過去細看，原來卻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鰲龜，正在叼食魚蝦呢，那金光就是從它的身上放射出來的。
柯魚人從沒有看到過這么大的鰲龜，不覺看呆了。說也奇怪，那鰲龜是神物，自從在人面前泄漏天機后，天上仙人怕它以后再驚動人類，便將它點定在這里，化做了一座山。后來，人們就把這座山叫做金鰲山。
此山風景秀麗，章安鎮人民政府對這一名勝古跡非常重視，于八十年代初公布為風景保護區；椒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于1992年公布“金鰲山宋高宗行在遺址”為文物保護點。現在，金鰲山已成為椒北的游覽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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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安歷史
章安，1984年前屬臨海縣，后政區劃歸椒江。二千多年前西漢時期始設縣治，千百年來的風霜雨雪，使殘存地表的歷史文化古跡遺存所剩無幾，然而距地表以下幾米或幾十米黃土深層中，六朝時期的大型古墓葬群，層層疊疊，紀年時代詳實。從開山、翻耕、播種、疏浚河道，伴隨出土各式文物，散落村野的瓦礫，火燒土塊，陶瓷碎片……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古代章安的輝煌和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歷史內涵。 古時章安氣候溫和，有山海之繞，溪谷相間，為平原山丘腹地，境內大多為海沖積平原，在漫長的演變成陸過程中，一直處于不斷淤漲狀態，在商代已處于湖沼澤地。春秋至戰國時期，丘崗地帶，山麓前沿有大片地土與湖泊群出現。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依山傍水的山麓地帶，開始有原始的山越土著居民棲息和活動。他們聚居于山坡丘陵地帶，從事原始農耕、采集與捕撈。章安遺址地帶獨木舟殘骸的出土；七十年代，章安花園村張岙嶺出土的石鑿、石鐮、陶紡輪；九十年代，湖邊鷲嶺出土滑石紡輪，楊司謝楊官墳山出土石鐮、石刀等新石器遺物；章安橋以南地區出土鹿角，這些地方各種石器遺物的相繼出土，顯示了章安以農耕為主灘涂捕撈兼顧的遠古人類生活場景。
夏商周時期，章安屬揚州，為甌越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國后，對于地廣人稀的東南沿海，秦王朝一般棄而勿屬，歸屬閩中郡，之后為開拓疆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強制性移民。《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漢書?高帝紀》亦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秦時章安設置回浦鄉，隸屬會稽郡鄞縣。漢時期已開拓，并進而控制和管理浙南閩北，以至整個東南越族。漢北方南遷的人口和本地土著山越雜處，人口已繁衍至相當規模，由于秦漢開拓疆土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因此章安政治、軍事地位也趨日益重要。《漢書》云：“北去遼寧，南及交趾，貢獻轉運，皆從東甌，東冶”。據考東甌、東冶皆指章安故址。
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始設回浦縣于章安，屬會稽郡，章安一直是漢晉至隋時期的縣舊治。經兩漢經營至三國已成為東南沿海的重鎮和軍事要塞，為海口航運一方要津都會，是中央政府藉以控制甌、閩兩越的軍事重鎮。章安不僅是我國歷來古代首縣，沿海港口，軍事要地，郡縣制廳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同時是兩漢至三國吳時期軍事機構會稽郡，東部都尉的治所。正如東漢楊雄《解嘲》中有“西北一侯，東南一尉”，其中的“一尉”指的就是此地。章安的興起，是與地理環境與政治因素相關的。如漢武帝所指的“東越狹多阻”，交通不便，唯有此地地處椒江河口臺州灣沿線，有水上交通之便，易與外界聯系。《通典》卷三十三《職官十五?總論郡傳》云“唯邊郡往往置都尉”，作為東南沿海邊遠地區的西漢統治對章安設置回浦縣治，并置軍事機構東部都尉，這是軍事戰略上的權益之計，為鎮懾邊遠地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章安自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設置回浦縣，東漢光武帝時（一說章帝章和元年）改為章安縣，三國吳少帝太平二年（251）析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到唐武德八年（625）歸臨海，基本上皆為郡（臨海）縣（回浦、章安）的舊治。
隨著政區的拓展和漢越兩族的融合，社會獲得全面發展。新淤沉積的土地成為外來移民定居的理想開發場所，擇高而肥者耕作。隨著商業、手工業的發展，章安人口聚居密集。此時已有姓氏宗族出現，趙國舊臣馬天雋，為避秦害來章安隱居（三門縣志）。《三門馬氏宗譜》記載：“秦末，有馬生鸞者為避秦亂，舉家自章安泛海至馬家山居焉”。清黃瑞《臺州金石錄?磚錄》記錄和近出土發現章安六朝時代的姓氏王、吳、高、陳、許、蔣、潘、丁、左、朱等。如岙里坑窯址中的三足支座托面底部之間則模印陽文“金”字或模印陽文“宮”字和一些如青瓷礁斗底部刻劃“李”字，估計為該窯的工匠姓氏。朝代紀年中有模印紋飾磚，有西漢的“建元”、“元平”、“永充”，東漢的“永寧、延熹”，三國“赤烏”等最早年號磚，還有一些陶瓷器上的模印和刻劃銘文，有些青瓷器物的腹部上用褐彩書寫紀年文字，臨海開井窯址中發現一塊青瓷殘片上就有褐彩書寫紀年文字，僅剩“日作”二字。至于東漢后期時留下的殘磚銘文就更多了。晉代“八王”之亂后，中原烽火連年，北方士民相繼南渡，或因戰事、或因政治等原因，不斷南移入臺，帶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章安境內周邊地區深埋出土漢至南朝各時期的大量墓室及銘文墓磚有“泰和四年八月一日冀州（369）（今河北省高邑縣）”，“兗州濟陽郡濟陽縣都鄉觀化里朱偉妻”等銘文磚；民國七年（1918）二月，章安東路出土“部曲將印”和1971年疏浚百里大河,在八連橋境段村農撿得“軍假司馬”漢官印；九十年代出土魏晉南北朝流行的六面“朱征壽”私印，青銅帶鉤印等中可以看出。它反映了章安政治、軍事的歷史地位和人口遷徙的一個佐證，從而聯綴起海隅章安與中原之間文化聯結，同時章安也已經與中原地區踏出同樣的步伐，共同參與了中華文明一幕幕上演的歷史正劇，從中看出華夏文明影響力之深厚久遠。
軍事重鎮的章安港同時也是東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代五大海港之一。“三國吳大帝黃龍二年（230）孫權遣大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余人浮海求夷洲（今臺灣），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志?吳志?吳主傳）。近代不少學者認為這次遠航的出海口就在章安港。這是我國歷史上大陸和臺灣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交往，也是我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經營臺灣，意義重大。六十年代湖巉村以北鱟山以南之間還曾掘出船桅、船板等殘物，這對回浦故道上的古章安湖范圍確認的考證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海運事業的發展，從而帶動了古章安的傳統手工業、文化相繼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甌越民族已從事紡織、造船、陶瓷等勞作。秦漢時期，山越土著居民已經與中原漢人頻繁交往，農業生產發展較快。六朝的章安，隨著政治地理的開拓，經濟各方面迅速發展。三國吳時期，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記載當時臨海郡的物產和風土人情。已經有“丹丘谷夏秋再熟”的記載，丹丘是當時臨海郡的別稱。經濟作物種類很多，以豆為主而普及，干姜為最有名。
南朝時章安的干姜已是朝庭貢品，據唐官編《新修本草》說：“出臨海章安者佳”。《唐書?地理志》也記載：“舊貢干姜出章安城門黃杜者佳”。《南史?孔琇之傳》載：“孔琇之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干姜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乃知琇之清，乃嘆息。”《南齊書?孔琇之傳》而作“二十斤”而實也。除貢品干姜外，“芒屩”生產也為時矚目，實際上所謂“芒屩”而是當時絡麻編織的草鞋，專供士大夫階層，嘯傲山林，縱情于青山綠水之間。當時主要手工業是陶瓷業。章安陶瓷燒造業歷史可追溯商周時期，瓷器到東漢后期漸趨成熟，至六朝幾乎達到鼎盛。目前章安浦河上游溪口鐵場村、岙里坑、安王山、馬岙村、鯰魚坑口、棺田山和開井村后山，青瓷窯址群林立。今考古發現為六處之多，遺址定立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溪口青瓷窯生產有壺、罐、洗、缽、瓶、碗、罍、碟、盂、倉、杯等十多類五十余個品種。青瓷軸色淡青如洗，滋潤光澤，素雅古樸，輪制成型，模印、雕、堆、刻、鏤、捏等技法，還兼燒冥器。
章安瀕臨椒江，椒北平原一灣之外即是東海，漁業資源也十分豐富。古代越人善于操舟，主要從事漁業生產，僅靈江流域就有。唐道宣《續高僧傳?智顗傳》云：“智顗于陳太建七年（575）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罾網相連四百余里，江滬溪梁六十余所”的記載，海上捕魚相當規模。同時章安也得漁鹽之立，唐代在章安黃礁西新亭頭設新亭鹽監，今址在黃礁山橫村溪頭楊老人洞下緩坡，設監官管理鹽業，成為當時江南十大監之一。北宋熙寧三年（1070），涂桃平原建立杜瀆鹽場，鹽業生產已成為當時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章安古時交通也很發達。章安屬古越之地，古代越人“善于操舟，水行而山處，以船為本，以楫為馬”，過著耕種漁獵生活。隨著手工業逐漸興起，經濟開始繁榮，出現了航運海港——章安古港。陸路貫通南北，北來古驛道從鄞縣、句章（寧波）南下而來，經三門懸渚驛，臨海二嶺腳橫溪驛，抵章安。南來北往，驅使經濟繁榮。章安出土的各式錢幣，如三國吳錢“大泉二千”，西漢“大泉五千”、“大泉當千”，秦漢半兩等還有大量各種版式的五銖錢，間接反映出該地經濟狀況的一個側面。
政區拓展，促進經濟和文化繁榮，具有影響的是宗教的傳入。東漢末年佛道兩教均已傳入臺州，有典可考的臨海寺院最早數晉太康（280—289）的涌泉延恩寺，永康中（300—301）的章安靈穆寺，章安靈穆寺系土人舍宅創立于晉永康二年（301）。章安北郊梓林山兵陳宅村九子羅漢嶺腳的“棲道”寺（無礙寺舊名“棲道”），隋改“攝靜”，宋改“無礙院”，是南朝章安令吳備子法云，后主持天臺山五祖章安大師灌頂（561—632）的出家處。章安境內還出土青瓷碗，刻劃的蓮紋飾，各種堆塑罐上的佛教人物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臨海岙里坑窯址中的陶質碗，內底飾一圓圈，周圍刻劃九朵蓮瓣，東晉至南朝時期則普遍使用蓮瓣紋裝飾，如雞首壺肩、瓷碗內外均刻劃蓮瓣等。
隨著政治與地域的開拓，章安豪門世族的形成和文人雅士逐漸興起，以及經濟不斷發展，作為臨海郡治的章安，逐步成為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大都會。
金鰲山西古河道，湖沼之間，三面回浦，九曲回觴。舊跡章安湖形成在回浦故道上，在自然和人力作用下逐漸形成風光秀麗的章安湖。據劉宋時孫詵所撰《臨海記》描述：“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數百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會于此者常致三四百人”。《太平御覽》也有類似載錄：“章安古城北有風景優美的大湖，曰：章安湖。湖側有山，山頂平展，可容三四百人相聚，每逢秋日重陽，郡縣長官、文人、士子相聚湖山，行樂優游。”可見當年的章安，城市繁華，生活富庶，湖山入勝，建筑精美。
八十年代初，文物工作者曾多次對古章安遺址進行調查考察，并出土了部分建筑構件，錢紋平磚、板瓦、筒瓦、瓦當、滴水、出土尤為豐富。九十年代初在章安長豐街出土宋祥符寺地磚。1997年，前所中學校園內因建房在“保榮觀”遺址夯土層0土大量的漢代云雷紋瓦當（直徑14厘米）。2005年初，在水退基回浦郡都小區工地上出土漢代人面紋瓦當、筒瓦，三國時期的油燈、缽、碗等瓷器殘件。
同時，一些文獻也記載了西晉泰始年間（265—274）晉章安令成公綏登橋望江制云賦。橋至遲始建于晉代，初為木結構，因橋欄朱赤，稱赤欄橋。初建時，“橋上有亭，東西有樓”出土有瓷樓、魂瓶和五孔谷倉罐上的瓷塑建筑、歌俑等形象，還有豬欄、狗圈、雞籠、灶、炊具、酒具等系列，生動地再現了千年以前人們生活起居的真實面目。同時章安冶煉的技藝也達到一定水平。如出土的青銅帶鉤、青銅鏡、青銅劍、鐵劍、青銅洗、青銅碗、礁斗、熨斗等系列，青銅器上的精美紋飾和雕刻。尤其青銅鏡銘文紋飾最為華美，還有一些小件的手工藝品，如男士頭髻上的發簪、銀質釵、青銅釵、料器簪（玻璃）；士庶婦女的紅瑪瑙、綠水晶等各式束腰、橢圓形、瓜棱形的各種耳珰。還有金質的戒指、手鐲、銀鐲、銀戒指、帶扣、鎏金的青銅鏡等工藝制品。
章安又是我國史學界尚有爭議的“東冶”所在地，相傳春秋戰國時期是越國冶煉青銅器的地方，因其位于會稽東南而聞名。至今章安鎮梓林湖邊村九子山麓、溪口鐵場茶園山等均發現了青銅冶煉遺址，湖邊村渣崗頭積存大量青銅礦渣冶煉殘物碎塊。為古代相傳和文獻記載中的“東冶”可能性較大，并與歷史記載相吻合。
章安到了隋唐“移其縣于鎮”，六朝時期的郡級機構遷移臨海城的大固山。唐初復析臨海為臨海，章安、始豐、樂安、寧海五縣以置臺州，州治遂改臨海，從此臨海便一直為臺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至唐武德八年（625），章安復入并臨海，郡徙縣廢，自是便每況愈下，漸趨冷落。
唐時臺州是地僻荒無的海隅邊郡貶謫之所。到了宋代，章安港也有一定地位，是臨海、黃巖兩港的前沿，仍然不失為海道的出發港。南宋建炎后，為控扼海道。宋熙寧七年（1074），設亭場于黃礁百家之下，扼守章安港水域，皆防托海防門戶。宋代章安又是臨海大集鎮之一，商業繁盛，設有章安鎮稅場。釀造業發達，設有酒庫、醋庫等坊場，實施專賣，仍保持縣級的經濟機構和地位。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浮海避難乘樓船棄明州，正月初二舟至臺州灣外牡蠣灘，晚泊金鰲山下，正月十八泛舟去溫州。后文天祥自元營脫險途經椒江，也登臨金鰲山，哭拜當年高宗駐足處，感慨寫下了《入漸東》詩篇，巡道追隨獻高宗的宋女詞人李清照等也隨尾登臨章安。
宋代獎勵對外貿易，南渡之后尤為重視。紹興七年與十六年就兩次下詔：“市舶之利最厚”，“頗助國用……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為發展對外貿易，除在杭州、明州設市舶司外。位于明州、溫州之間的章安，雖然沒有市舶設置，而市舶交易卻照樣存在。南宋初，就有馮安國巡視金鰲，松門市舶貿易的記載，市舶務專管海口貿易。宋代章安北郊溪口鐵場，據傳唐宋時，舊有二里方圓的鐵沙場。據《嘉定赤誠志》載：鐵礦記載不修，臨海雉溪廣濟（今溪口鐵場）宋以來的冶鐵業，歷史上都是開山淘沙得來稱“鐵沙”，鐵砂煉成熟鐵才能用于制造，其形如磚，稱為鐵磚。宋以后漸已衰竭，當時是臨海古冶鐵中心之一。同時章安也側重了平原地區開發農業生產。在宋代基礎上浚河修閘，進行水利建設。宋末元初之際，這一時期的經濟跌落狀況集中顯現出來，也反映出當時元朝統治時期章安沿海戰亂中百姓生存的慘狀。由于元末政治-，賦稅繁重，致使農業生產落后，椒北平原數千頃土地都已成為斥鹵之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江西道監察御史蔡民玉“按地脈所宜，鑿河若干，置閘若干，總萃以古橋閘”。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整治河道，以資蓄水灌溉，泄水排澇。滿足農田灌溉的需要，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明清時章安仍設稅場，仍是貨運的港埠，杜瀆鹽場的大宗食鹽仍由此轉輸臨海銷往仙居、縉云、永康、武義等縣。章安鎮東蔡橋設有杜瀆鹽場貯運食鹽的總廠，可以直接由蔡橋經景賢河駁運往臨海。明代末期，倭亂連年，受害深重，地處東南沿海，沿海人民奮起抗倭，至今尚存許多抗倭遺跡。章安附近山巔尚存，有章安烽堠、新亭頭烽堠、馬峙烽堠、山門烽堠、太平山烽堠等。據《戚繼光年譜》載：“隈而椒江之寇，南北分而為二矣，家嚴復督部兵包圍黃礁山下至更余，四面仰攻，一鼓而克計，斬首五十有五級，生擒首賊二，俘奪獲器仗一百六十有奇”。
清順治十八年（1661）十月，為實行“海警”，奉令遷海，強令沿海內撤三十里而空其地，不得片甲入海。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得以解除海禁，全部展復遣界。解禁后，允許居民出海捕魚，鹽場也陸續恢復生產，沿海百姓生活也恢復如故。對外貿易開始，與章安隔江相望的柵浦、葭芷（家子口）兩渡，已取代章安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放浙江沿海通商口岸。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頹敗的海門港方才“帆檣云集，商市漸興”。隨之葭芷（家子口）也成為南貨轉運發兌中心，大批南貨從福建運到葭芷銷售。嘉慶間，四明慈北鳴鶴場（慈溪）方慶彩、方慶祿兄弟倆遷寓章安方家里，方慶祿于嘉慶十一年（1806）在章安街創設“方萬盛”藥號，南北道地藥材一應俱全，在臺州各地延伸網點，創辦藥鋪，以章安“方萬盛”為總號，貨物、人員相互支配，并附設棧坊生產成藥。店員眾多，資金雄厚，藥材道地，聲譽頗高，經營飲片有655種，自制丸、散、膏、丹、藥、酒等達396種，不僅向臺屬六縣拆兌，有的還遠銷蘇、杭、滬等地，形成臺州國藥業之中心。章安“方萬盛”總號，民國時曾在其店堂內掛有“百年老店，只此一家”，以顯示其歷史悠久。
章安歷史文化名人眾多，如六朝時期，東晉臺州正史列傳第一人任旭，晉名臣褚裒，農民起義首領孫恩，東晉臨海郡太守郗愔。南北朝太平三年（442）七月孫權之三子孫奮，貶為庶人，謫守封章安候。西晉章安令成公綏、國清寺五祖章安大師灌頂，“天臺山賦”辭家孫綽。宋代“平生為詩數千篇”的詩人楊蟠，駐馬畢章安的康王趙構，脫險過臺的文天祥，章安填詞的李清照，臺州大儒石嶅，名志總纂陳耆卿，元代詞人于演、朱右，明代戚繼光，清代史地學家齊召南，康乾盛世一門三才女葉素娘、吳蕙芳和吳茜云母女，書畫大家趙之謙，官浙閩提塘總理塘務的武進士蔡殿魁等。他們或為官、或均臨、或寓寄章安，流下不朽的足跡。李惠卿創辦臺州最早的亂彈班，被稱為“山兵高腔”，追本溯源，現在的臺州亂彈劇團還應該說是從山兵高腔班發展而來的。山兵高腔也加入了部分的亂彈內容，成為臺州亂彈劇種中“山里亂彈”的主流。又有以章安命名的北宋楊蟠的《章安集》。清咸豐十一年（1861），客章安趙之謙的《章安雜說》，清臨海著名學者黃瑞《金鰲山志》等文獻著作留存于世。
古章安湖光山色，風景優美。清黃瑞在《赤城集》“牡蠣灘”文中謂牡蠣灘在“金鰲山之南，海門潮落，一望數里，亂石卵綴，多生牡蠣，今盡淤塞，其潮至處，猶牡蠣簇簇也。”清無礙寺“重整五祖講臺碑”載：“南眺章安古郡，牡蠣灘如在足下，昔宋高宗航海駐馬畢于此”，“蠣灘返照”也成為古章安八景之一。六朝時期，無怪乎晉代的希愔在任臨海太守時“在郡優游”，后“以疾去職，乃筑宅章安，有終焉之志。”連從未到過章安做過吳尚書令的汝南人陳化，“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終老章安之意愿。
金鰲山，章安一方名勝，東南屏障，臨江，歷代文人題詠甚多。山上舊有祥符寺（又稱善濟院），設有高宗御座，宋高宗駐馬畢之勝地，舊有祥符院，如畫軒、唐開元八年（720）建的靈穆寺雙塔和南宋石敦山 講學的觀瀾書院等，均年久圮廢。山之東麓有元狀元泰不華篆書題的蘸金洞（現己開巖炸毀）。街外下塘頭之洋大道上立有清嘉慶八年（1803）柯氏“彤管揚徽”節孝坊于1966年文革中拆毀。
椒江南岸僻為通商口岸后，海門港開始活躍，成為交通經濟中心，章安也持續它的經濟中心地位。清至民國，章安經濟繁榮，店鋪各行各業一應俱全，西醫、典當、南北貨、百貨、釀造、染坊、竹木柴炭、米業六陳、銅錫鐵匠、蔬菜、瓜果、水產、飯鋪、客棧等，其間還依稀隱露老字號的匾字招牌，人丁興旺，商賈云集。古街東西走向長約660米，僅寬約3米。街內有三祠（葉、盧、林宗祠）、二閣（文昌閣）、二廟（東岳廟、祠山廟）、一橋（章安橋），先有洪、童、林，后有盧、葉、喬、章等姓氏聚居繁衍。清至民國的商鋪店號林立，橋西街有張鼎豐南北貨、葉義大染坊、福星醫院、公濟醫院、王同德南北貨、永成百貨、五州藥房分銷處；橋東街有方隆盛、方萬盛、丁春生、同仁春、方亦仁諸藥號、南北貨方鼎盛；糕點有張鼎豐、盧聚元、益生、葉順利、盧福記；百貨有葉宰登、池錦春、葉合利；雜貨有葉元亨；典當有黃裕泰；染坊有余永豐、余永盛；酒坊有盧阜昌、盧聚元、李福興，還有盧慶祥號時樣首飾、崔源豐等商家店號和百年老字號，也保留著當年的興盛氣息。今老街內有清嘉慶十一年（1806）的“方萬盛”藥號，“余永盛”染坊舊址。乾隆十二年（1747），洪氏孝節門坊；咸豐二年（1852）祠山廟；光緒二十四年（1898）葉繩武的書回浦閘；同治十年（1871）進土蔡殿魁故居蔡家里；道光二十一年（1841）葉氏宗祠；光緒二十六年（1906）的鰲峰閘；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安橋等古跡。走進章安老街，親身體味喧囂中的寧靜，感受城市曾經的興衰與繁榮，漫長歷史歲月，匆匆流逝，章安當年的風光早已不在，而漫步街巷中，一些留存下來的建筑和文字還能讓人深刻感受古街當年的風韻，但章安古老的文化遺留史跡，人文景觀，無不展示古郡光輝歷史的一頁。 [1]